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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慶60周年閱兵式上，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深色中山裝引起了海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。一種理解是，自開國大典以來，國家?guī)状I導人在作為軍委最高統(tǒng)帥主持國慶閱兵時，都放棄軍裝而穿中山裝，是“不失傳統(tǒng)，用意深遠”。而事實上，作為國家領導人制裝特供之一，每一件“國服”的背后，都“隱含”了中國意識形態(tài)的流變。
“特別加工部”制作出“毛裝”
1956年3月至4月，滬上21家服裝店，208名職工先后遷到首都，開設了西服加工的作坊。同年秋，中央辦公廳又從上海招收了12名服裝技師，成立了“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服裝加工部”，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核和體格檢查，專為中南海里的中央首長們制裝。
這個“特別加工部”，其實就是由這12名服裝技師組成的制裝小組。這12名服裝技師，皆出于上海紅幫門派——舊指為“紅毛”(洋人)縫制洋服的裁縫。包括田阿桐、王庭森等名師。而他們進了中南海后才明白，原來，“特別會計室服裝加工部”在當時成立的真正目的和首要任務，就是為毛澤東研制合體的著裝，包括讓毛澤東以嶄新的形象出現在1956年中共“八大”的主席臺上。
于是，12人進入半軍事化封閉狀態(tài)的工作中：吃住都在中央辦公廳一個小院的集體宿舍里；上午9點準時上班，下午5點下班；周日可上街購物，但須遞交假條，按時回來再銷假。遇領導人緊急制裝任務，一連數周加班加點，甚至通宵不歸家。
這些紅幫技師們上崗前一律被要求學習保密手則，即使是日常通信也被嚴格要求保守秘密。遇親人朋友“不能說太多工作上的事”，以免暴露首長們的隱私，對外統(tǒng)稱“中南海工作人員”。每月，他們都按時在中辦領取幾塊錢的工資。
這12名服裝技師各有所長，比如凌溪生師傅以做女裝見長，他帶一隊人專門給女賓做衣服。田阿桐和王庭森則負責給領導人做特體服裝。至于制裝所需的面料，只需裁縫們發(fā)話，中央辦公廳便會派人去各地廠家采購。
為毛澤東制作中山裝時，這些紅幫名師沒有照搬中山裝原有的款式、造型，而是按照毛的體型、神態(tài)和身為中國人民領袖的風采，大膽做了改進。將上面兩個衣袋的兜蓋改為彎而尖，墊肩稍微上翹，兩肩更加平整服帖。領子變化最大，領口加寬，翻領變得大而尖，完全改變緊扣喉部的格式。
中共“八大”來臨，毛澤東穿上這套中山裝拍了標準像，并精神煥發(fā)地站上主席臺，這一刻令海內外矚目，西方將這款大尖領中山裝稱為“毛裝”。之后，毛澤東的標準像被放大懸掛在天安門城樓正中。
為領導人制裝也要講政治
完成“毛裝”的制作后，特別加工部的12名裁縫于1958年搬出中南海，來到了東交民巷的紅都服裝店。這家服裝店，實際上就是國務院外交部外交人員服務局的一個服裝加工部，它的首要任務就是為中南海最高領導人和外國友人制裝。這里的裁縫，中辦幾乎隨叫隨到。而中辦則根據領導人的偏愛，指定專門的裁剪師為之服務。
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，毛澤東的制裝任務，幾乎由田阿桐一人包攬，但為領袖裁衣，并不輕松。當時出于安全考慮，為毛澤東做衣服的裁縫都不能靠近他，自然也談不上“量體裁衣”，只能靠“目測”解決問題。
第一次，田阿桐在工作人員帶領下來到毛澤東所在的中南海書房時，已是午夜12點了，盡管田阿桐從來沒有通過“目測”做過衣服，但憑著幾十年的經驗，他站在離毛澤東5米遠的地方，一次“目測”成功。
紅幫名師余元芳也有過類似經歷。1964年的一天，為周恩來做過幾次服裝的余元芳，被周安排到中南海會見廳，要求目測來訪的西哈努克親王、王妃和王子，隨后為他們一家三人做大衣和西裝。兩天后，余元芳送來了衣服，而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發(fā)現很合體，大為驚奇。
事實上，在中南海內為領導人制衣還有很多規(guī)矩。據田阿桐回憶：說話不要太快，走路不要太重；領導問你再說，領導不問你不能說；只談工作以內的事，不該說的絕對不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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